國立台灣大學日前（2025年10月18日）校務會議上，陳文章校長表示在百年校慶（2028年） 的時刻，可以邀集校友與師生來討論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這是台大第一次願意透過反思校訓，重新看待大學知識本質與大學政治關係，值得肯定。
這就不難理解台大校訓，與絕大多數以知識或真理等概念，來定義頂尖大學歷久彌新角色的校訓不同。如哈佛大學校訓 Veritas「真理」、劍橋大學校訓 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 「此地乃啟蒙之源，智慧之所」、或是倫敦政經學院校訓 Rerum cognoscere causas「識得萬物的緣由」。
在籌備百年校慶時，要與校友與師生反思是否仍要以「愛國」作為校訓這契機，建議台大除討論上述傅斯年因素外，更要全面正視台大兩段過往歷史：(1） 戰後的威權現代性與（2） 戰前的殖民現代性，對台大帶來的影響。
首先，傅斯年校長於1950年12月猝逝後，1951年第一次校務會議並未通過以這八字做為校訓的提案，反而是後續接任台大的校務高層，以行政裁量權將「愛國」融入台大日常生活。如錢思亮校長1964年的畢業紀念冊扉頁上題這八字，並宣稱「錄本校『校訓』與畢業班同學共勉之」；閻振興校長於1970年上任不久，「愛國」更是從紀念冊扉頁變成實體空間，置於舊體育館正面外牆上；再來是虞兆中校長於1982年校慶大會上公佈的台大校徽，這八字是校徽重要的元素。至此，「愛國」就從傅斯年的個人信念，滲透到台大校園點滴之中並延續至今。
當然，討論當年的台大無法脫離當時的台灣脈絡。從一九五零到七零年代時的台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經濟奇蹟」伴隨「政治威權」，是一個所謂快速發展背後有許多環境破壞與各種政治社會人權犧牲的年代。在那個「威權現代性」作為台灣國家發展邏輯下，台大校方這些「愛國」倡議背後，是否也如同當時的國家一般，建設台大的同時也有許多代價？確實投入更多研究與論辯。
另外，絕大多數台大人，對傅斯年作為台大最具象徵性的校長是共同記憶，甚至還有不少人誤認僅不到兩年的傅斯年是台大首任校長。這是因為台大對1928年的真正首任校長幣原坦介紹甚少（其任期約十年，台大校長任期第四長），更遑論對1928年至1945年間台北帝國大學的台灣歷史感到陌生。二戰之前的台灣，並非僅是台大創校的前史背景，而是日本政府的「殖民現代性」所同時帶來進步與壓迫。
所以，一方面帝大確實有著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如在1930年代即完成亞洲首次、也是世界第二次成功的原子核撞擊實驗；但另一方面，這項「現代性」並未屬於台灣人，如1940年時，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的日本學生數將近百人，對比台灣學生數則均僅有個位數。在慶祝百歲之際，台大需要往前深究從1928年到1945年歷史，一來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日本殖民現代性過程中的知識啟蒙與控制，與台大所扮演角色；二則將更可有力澄清「傅斯年不是台大首任校長」的事實。
即將迎接百歲的台大，雖然經常驕傲地說出其與台灣1980s以來四十年的民主深化與科技與社會發展關聯，例如歷屆民選總統均來自台大，以及許多產業界高手與重要NGO組織工作者也是來自台大。但台大還歷經台灣從1920s到二戰之前的殖民現代性與戰後到1970s的威權現代性，唯有深刻反省殖民與威權現代性之榮耀與矛盾歷史，方可看清台大更全盤樣貌，也才能更穩健走出百歲之後的台大各種可能。
總而言之，提議2028年百歲之際反思「愛國」校訓，是希望讓台大校友與師生用集體智慧，誠實面對台大不同階段的各種歷史，並且從中摸索何謂「愛國」校訓之替選理念，如「愛智」、「求真」，或整句更換成台大人也熟悉的「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精神」、或其他可能性，甚至不排除重新詮釋「愛『國』」賦予新意後不改動等。
台大現有師生三萬多人，過去畢業校友位居海內外與各行業，累積也約一二十萬人。若可以充分溝通，將能帶動台灣社會思辨學術生產的公共性意義為何，不同專業如何與時俱進地引領進步價值、知識行動中如何拿捏實踐與反思關聯等。這會是台大人在百歲之際，與台灣社會共同透過民主對話，探究「未來的台灣（與人類文明）需要什麼樣大學」的一場社會運動，也是當前的台大最能與最有機會承擔的大學社會責任。
↓↓↓ #完整評論 ↓↓↓
留言
張貼留言